作者在本卷中泛論博說世間古今之得失,所以題爲《氾論訓》。這“氾論”並非泛泛而論,其中也有它的內涵宗旨,這就如高誘題解中說的那樣:“以道爲化,大歸於一,故曰‘氾論’”。這“以道爲化”,是說聖人明白“道可道者,非常道也”,“道”不是僵化不變的教條,而是無時無刻不在隨時勢而變化,是包涵一種理智的活動性在其中的;因而聖人不會機械地固守陳規,他“能陰能陽,能弱能強;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
劉康德、張鋒賓 · 淮南子鑑賞辭典 · 上海辭書出版社
遠古時代,君王儘管衣冠不整齊,但卻能治理好天下,他的德政使百姓生活得好且有尊嚴,他給予百姓財富而不聚斂民財,所以天下也無人來譏笑非議他的服飾,而紛紛被他的思德所感化而歸服。在那時候,陰陽二氣平和,風調雨順,萬物繁衍生息,烏鴉喜鵲低處築巢也不會有人去掏窩傷害它們,禽獸馴服得只須用繩繫着就可牽走,那時候的人哪需要袍衣寬帶,穿曲襟衣、戴章甫帽! 古時候人住在水鄉澤國,於堤岸山崖上打洞棲身,冬天難以忍受霜雪霧露的侵襲,夏天難以忍受暑熱和蚊蟲的叮咬。於是聖人就爲百姓築土構木建成房舍,這樣上有瓦梁,下有屋檐可以用來遮風擋雨、躲避寒暑,百姓從此得以安定。伯余開始製作衣服、搓麻繩、捻麻線,手纏指繞編結成像羅網那樣粗糙的衣服;後來又發明了織布機,這樣就方便人紡織布帛,使百姓得以遮體禦寒。古時候人們磨利石頭當犁來耕地,又磨快蛤蜊當鋤頭來除草,用木鉤刀來砍柴,抱着瓦甕來汲水,這時的人既勞累辛苦又獲利微薄;後來發明了耒耜鋤頭來耕翻土地播種,又製造出斧頭砍柴,利用桔皋來汲水,人既輕鬆又獲利豐厚。古時候河流深谷阻絕交通道路,人們交往不方便,於是人們挖空樹木,拼合木板做成舟船,使各地的人和物產得以運輸,互通有無。又因爲人們到千里之外全靠徒步行走,肩挑背馱非常勞累,於是發明了車子,用馬牛拉拖,這樣人坐車到遠方也不顯得勞累;還因爲猛獸兇禽傷害人,無法防禦抵抗,於是人就熔鑄金鐵,鑄成兵器、刀具,這樣兇猛的禽獸就不再危害百姓了。所以人是被迫逼艱難就會尋找合適的解決方法,被禍害困擾就會發明防備的器具,人們是各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去避開有害的東西,趨於有益的東西。既然常規不可遵循,器械不能因襲,那麼先王留下的法度也不是不能改變的。 按照古代的各種禮制,子女婚姻是由父母作主、媒人牽合,虞舜不稟報父母就娶了娥皇和女英,這是不符合古禮的;確立嗣子要立長子的制度,文王不立長子伯邑考而立伯邑考的弟弟武王爲嗣子,這是不符合古制的;同樣,古代規定男子三十歲才能娶妻,文王十五歲就生下了武王,這是不符合古法的。夏后氏時代的人死後將靈柩停放在堂屋的東階上,而殷朝人死後將靈柩停放在廳堂的楹柱之間,周朝人死後則將靈柩停放在西階上,這些都是殯禮不同的地方;有虞氏時人死後用瓦棺,夏后氏時代人死後用土棺,而殷朝人死後用槨,周朝人死後用的靈柩還需用布帳裝飾成扇的形狀,這些都是葬禮不同的地方;夏后氏時代人在黃昏祭祀,殷朝人在中午祭祀,而周朝人則在早晨祭祀,這些都是祭祀習俗的不同。堯帝時用《大章》,舜帝時用《九韶》,夏禹時用《大夏》,商湯時用《大瞉》,武王時用《武象》,這些都是音樂舞曲上的不同。所以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制度各異,但他們的德澤都能遍及天下,三王治理政事的方法、制度各異,但他們都能名揚四海流傳百世,這些都是因爲他們能夠根據時勢的變化而來制定禮樂,就好像師曠調整瑟柱、上下移動時沒有尺度來衡量,卻無不符合音律。所以能通達禮樂情理的人製作出恰當的禮樂,這是說他內心世界有一個譜作主宰,因而能對規矩法度掌握得非常恰當合適。 魯昭公有位奶媽,昭公十分敬愛她,奶媽去世以後,昭公破例爲她守孝,所以就有了爲奶媽守孝的禮節。陽陵國侯殺死了蓼侯,並搶走了蓼侯的夫人,所以從此以後舉行大饗祭典時廢除了由夫人執豆的禮儀。由此看來,先王的制度,不適宜的就廢除它;而近代的處事方法,如果是好的,就加以繼承發揚。所以是禮樂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禮樂是聖人制定的,並不是聖人受禮樂限制的;治理國家雖有常規,但必須以便利民衆爲根本;政令教化雖有常法,但必須以切實有效爲最好。如果對民衆有利,就不必非要效法古制;如果適合實際情況,就不必一定要遵循舊法。夏朝、商朝到了末世,桀紂不改變陳法導致了滅亡;夏禹、商湯、周武王不因襲舊法卻興旺發達而稱王。所以聖人的法度是隨時勢的變化而變化,禮節隨着習俗的不同而改變;衣服、器械各自方便其使用,法令、制度各自適合時宜。所以改變古法無可非議,因循守舊不值得讚美。 百川源頭各不相同,但最後都歸於大海。百家學說事業各不一樣,但都以治理好天下社會爲目的。“王道”殘缺才產生了《》;周王室衰微、禮義崩潰纔有《春秋》產生。《詩》和《春秋》雖然是學問中的極品,但卻都是衰世的產物,儒家用它們來教導世人,哪裏比得上用三代盛世的事情來教育世人!如果認爲《詩》《春秋》是講古代的道理而推崇它們,那麼還有沒產生《詩》和《春秋》的遠古時代呢!與其稱頌王道破殘時代產生的《詩》和《春秋》,不如稱頌更早的王道完整的時代。與其誦讀先王的詩書,不如聽他們的言論;與其聽他們的言論,不如瞭解他們說這些言論的根據理由;而這些言論的根據和理由,又是難以用言語表達的。所以是“道可道,非常道”。 周公侍奉文王的時候,行動不擅自決定,辦事不自作主張;他在文王面前柔順得好像禁不起衣服的重量,說話輕言細語好像沒有發出聲音,每當有東西要捧給文王時,總是相當柔順小心、恭恭敬敬,好像捧着重物力不勝任,生怕有所閃失,這真可謂能盡孝之之道啊!武王去世後,成王尚年幼,周公爲了繼承文王的事業,履行天子的職責,以攝政王的身份處理天下政事,平息夷狄的叛亂,誅殺懲處了謀反的管叔、蔡叔,坐在天子的位子上接受諸侯的朝拜,誅殺賞賜、處置決斷都由他親自做出,不必請示成王和不必與他人商量,這樣威風震動天地、聲勢懾服四海,這真可謂威武剛毅啊!成王長大以後,周公將政權歸還給成王。以臣禮面北恭謙地侍奉成王,遇事必報告請示成王后纔去執行,沒有任何擅斷專橫的意思,也沒有任何居功驕傲的神態,這真可謂能行臣之道啊!所以周公一人前後三次改變身份和爲人作風,這都是爲了順應時勢啊!何況同一君王多次變化治政方法,同一國家多次改換君王。凡人都憑藉着他的地位來做他所喜歡的事和去除他所憎惡的事,以便藉助他的威勢來滿足自己的嗜好慾望。然而卻想用一定的禮法來應對千變萬化的時勢,這種不符合權變的原則,是明擺着的。 所以聖人所遵循的原則叫道,所做的叫事。這道就好比金鐘石磬,一旦定了調就無法改換;而事就好比琴瑟,每根弦的音都可以隨時調整。所以法制禮義這些東西,只是治理國家的工具、方法,而不是治理好國家的最終的東西。所以以“仁”爲經,以“義”爲紀,這倒是萬世不變的。至於說考察人才,以省察他們的行爲來決定對其使用與否,對於這類的事情,即使每天有變動也是可以的,天底下哪有一成不變的常規法度!只要符合世事,適合情理,順應天地,協祥鬼神,就可以治理好天下了。 古時候,人們淳樸忠厚,工匠製作的器具堅固耐用精緻美觀,商賈誠實不欺詐,女子純真穩重,因此教政容易感化,風俗容易改變。如今社會道德日益衰敗,民風習俗日益淺薄,想用質樸純厚的方法去治理日益腐敗的民風,就像不用馬嚼子和馬鞭去駕御烈馬那樣困難。過去神農氏時代沒有法令制度而民衆卻自覺服從,唐堯虞舜時代儘管制定了法令但無人觸犯刑罰;夏朝人說話守信用,殷朝人通過發誓、周朝人通過歃血爲盟來達到守信。而到今天這世道,人反而習慣忍受恥辱,爲貪得財物而不顧廉恥,在這種情況下還想用神農時代的方法來治理,那就必定要亂套。過去伯成子高不願做官,拒絕封爲諸侯,情願歸鄉隱居種田,天下人都稱讚他;如今的人如果拒絕做官,就會被鄉里人瞧不起,這哪能相提並論啊!古代兵器,只是弓和劍,木矛沒有鐵槍頭,長戟沒有鋒尖。而近代的兵器,衝車做得高又大以備攻城,溝塹和幨帳用來防禦,連發的機弩用來射殺,裝有尖刀的戰車用來戰鬥。古時候征討別的國家,不殺小孩、不捉老人,這被認爲是那時候的人道主義,而現在這樣做就會被人嘲笑。古時候認爲是一件光榮的事,在今天有可能被認爲是一件恥辱的事;古時候用來治理天下的方法,今天用來治理天下就會亂套。 神農伏羲不實施賞罰,人民也不會去做壞事,而現在的執政者就不可能去廢除法令來治理百姓;虞舜執干鏚而舞使有苗族臣服。但現在帶兵征伐的將領卻哪能可以放棄武器去制止暴亂。由此看來,制定法度,是用來反映百姓的習俗,應當寬嚴緩急適度;器械用具同樣要根據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使之適宜使用。 聖人制定法令制度,使普通人受到制約;賢人確立禮節,使無能的人拘泥於禮節。受法制約的人是不可能有遠大行爲的;拘泥於禮節的人是難以適應變化的。耳朵聽覺不能分辨清濁的人,是不可以讓他去調整音律的;內心不明白國家治亂根源的人,是不可以讓他去制定法令的。具有能聽別人難以聽到的聲音的聽覺和能看別人難以看到的東西的視覺的人,才能隨心所欲擇道前進。 殷朝改變了夏朝的禮法,周朝改變了殷朝的禮法,春秋各國又改變了周朝的禮法,三代的禮法各不相同,哪還有什麼古禮法可以遵從呢!如果遵從古禮法,就像長輩立法、晚輩遵從照搬。如果知道法治產生的緣由,那麼就有可能應時而變法;如果不明白法治產生的根源,那麼因循守舊,套用古禮古法,就有可能最終導致大亂。現在的法典已經根據時勢變化而變化了,禮儀也已經隨習俗變化而變化了。而那些學者還是因襲舊業,死守法典舊教,以爲離開這些就無法治理天下,這實在是像拿着方榫頭去裝圓榫眼,還想套裝牢固適宜,那就難了。現在的儒、墨、言必稱三代、文武二王的一套,可自己又不實施,這無疑是在宣揚一套根本行不通的東西。現在的儒、墨,非議眼前的現實,但又不去改變它,這實際上是聽任不合理的東西存在下去。這真是稱讚是他們認爲正確的事,做的卻是他們認爲錯誤的事,因此整天用盡心思傷透腦筋卻對治國毫無益處,勞損形體竭盡智力,如此卻無補於時。如今的那些畫匠總愛畫鬼怪而討厭畫狗馬,這是什麼道理呢?這是因爲鬼怪不可能在世上出現,而狗與馬倒是能天天見到,畫鬼容易畫狗(馬)難啊!挽回危局、治理亂世,沒有聰明才智是無法做到的;但只是複述古人、稱道古代,即使讓笨蛋來做也是綽綽有餘。所以無用的方法和法規,聖王是不採用的;不符合實際的言論和事情,英明君主是不聽取的。 天地之間的氣,沒有比中和之氣更珍貴的了。所謂中和之氣,就是陰陽協調,晝夜分明,這樣萬物才能生長。萬物是在春分時節生長、秋分時節成熟,這生長和成熟都離不開這精純的中和之氣。所以聖人的處事原則是:寬鬆而又堅決,威嚴而又溫和,柔軟而又剛直,威猛而又仁慈。因爲如果太剛硬則容易折斷,如果太柔軟則容易捲曲,所以聖人是處剛柔之間,爲得道之根本。積陰過多則沉,積陽過多則飛,只有陰陽交融才能達到融和狀態。
作者在本卷中泛論博說世間古今之得失,所以題爲《氾論訓》。這“氾論”並非泛泛而論,其中也有它的內涵宗旨,這就如高誘題解中說的那樣:“以道爲化,大歸於一,故曰‘氾論’”。這“以道爲化”,是說聖人明白“道可道者,非常道也”,“道”不是僵化不變的教條,而是無時無刻不在隨時勢而變化,是包涵一種理智的活動性在其中的;因而聖人不會機械地固守陳規,他“能陰能陽,能弱能強;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
劉康德、張鋒賓 · 淮南子鑑賞辭典 · 上海辭書出版社
在《淮南子》看來,雖然諸子百家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主張和義理體系,也有各自不同的現實實踐活動,但是就像源頭各異的江海湖泊最後都會流歸於大海一樣,這些迥然各異的諸子百家也有着相同的思想歸旨,即它們都以治理好天下社會爲其目的。這既是西漢初年黃老道學和其他思想流派的思想特徵,又是道家“以道爲化,大歸於一”思想的具體體現,也是其“時變”思想的具體表現。 以往我們過於嚴格突出諸子百家思想的差異性,卻相對忽略...
張錦波 · 淮南子鑑賞辭典 · 上海辭書出版社
我們現在一談政治,便往往會援引西方的民主,以爲古代中國萬古如長夜,都是君主專制的時代,無足道者。其實,中國的政治文明要比西方起步早得多,如《淮南子》這則故事所講的,早在夏禹時代,當時的爲政者就明白了廣泛聽取民意的重要。夏禹不但懸鞀建鐸以廣開言路,而且細緻地區分了五種民意:欲拿道來指導的可以擊鼓,欲用義來教誨的可以敲鐘,欲告之以事情的可以搖鐸,欲訴之以憂愁的可以擊磬,欲打官司的可以搖鞀鼓。從道、義,...
張榕坤 · 淮南子鑑賞辭典 · 上海辭書出版社
秦穆公是秦國歷史上一位有作爲的君主,他在位長達三十九年,內修國政,外圖霸業,開始了秦國的崛起,在部分史料中被認定爲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失馬”這則故事主要反映的是秦穆公心胸寬廣,能體恤百姓,因此也便自然能夠得到百姓的擁戴和維護。 當秦穆公看到山裏人把自己的馬殺了煮着喫的場面之後,他不但沒有動怒,而且還怕山裏人喫駿馬的肉會傷身,又供給他們酒喝。能夠如此胸懷寬廣而不計個人利益得失,並且如此爲百姓着想...
張榕坤 · 淮南子鑑賞辭典 · 上海辭書出版社
遊俠是中國古代社會中的一個特殊羣體,在先秦兩漢時期尤其活躍,所以司馬遷和班固分別在《史記》和《漢書》中專門爲其立傳。對於政府的行政治理來說,遊俠作爲一個特立獨行、不拘禮法的羣體,在很多時候自然是被政府所打壓的,如韓非子曾把遊俠作爲危害社會統治的五種蛀蟲之一,認爲“俠以武犯禁”(《韓非子·五蠹》);班固在《漢書·遊俠傳》中亦批評遊俠“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但在普通老百姓眼中,遊俠...
劉康德 · 淮南子鑑賞辭典 · 上海辭書出版社